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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40周年:地方人大常委會孕育誕生記
  • 來源:中國人大網 發布者:中國人大網 發表日期:2019-08-30 瀏覽次數:113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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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彈指一揮間,地方人大常委會走過了40年的光輝歷程。為紀念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40周年,展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生動實踐,公眾號今日起將不定期推出紀念文章。今天,我們一起重溫地方人大常委會醞釀、誕生的過程。

2019年,是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40周年。

1979年7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這一年,全國有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召開人代會,選舉產生了本級人大常委會。

 

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的四次“醞釀”

1954年9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但地方人大常委會并沒有同時設立。據介紹,對于是否設立地方人大常委會,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從最初的討論、醞釀,到最后決定、建立,歷經了漫長的歷程。

1954年、1957年、1965年,有人提出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的提議,由于種種原因未被采納。

1979年,第四次提出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

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第四次“醞釀”的順利實現,得益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的問題再次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上來。

設立地方人大常委會也成為地方的呼聲。1979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法律室在征求各地對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組織法修訂二稿意見時,許多地方提出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省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應當設立常務機關;還有同志建議縣一級也可以考慮設立人大常委會。

 

一錘定音!“我贊成第三個方案”

1979年517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彭真同志專門向中央寫了關于縣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是否決定取消革命委員會、恢復人民委員會和設常務委員會的報告。

報告中說,對此問題有三個方案:(1)用立法手續把革命委員會體制固定下來。這樣做,不贊成的人可能很多。(2)取消革命委員會,恢復人民委員會。這樣做,在名義上雖然取消了革命委員會,但對于“擴大人民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實質性的幫助和改進,同時,也牽連到修改憲法的有關條文問題,還可能引出地方各級人代會是否設立常委會的問題,這次人大會議是否提出這個法案,也值得考慮。(3)縣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常務委員會,并恢復人民委員會(包括省長、市長、縣長等的職稱),這個方案可能比較好些。

中央領導同志審閱了這個報告,鄧小平同志作出批示:“我贊成第三方案。”

鄧小平對彭真說:“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是一個重大改革。”

1979年7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和七部法律。

1979年913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在1979年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將革命委員會改為人民政府的決議》,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如果能夠作好準備工作,也可以在1979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將革命委員會改為人民政府。”

至此,歷經25年的地方人大設立常設機構問題,終于一錘定音。

 

首個省級人大常委會誕生

1979年814日,西藏自治區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選舉產生了常委會,在全國率先設立了省級人大常委會。同月,青海省第五屆人大第二次會議選舉產生了省人大常委會,成為全國第二個設立省級人大常委會的省份。

19799月開始,新疆、河南、北京、江蘇、浙江、福建、湖南、廣東、廣西、四川、云南、陜西、甘肅、山東、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西、上海、安徽等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先后在年內設立了人大常委會。其他7個省級人大于1980年召開會議,設立人大常委會。

1979年下半年,在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進行直接選舉試點的基礎上,產生了首批66個縣級地方人大常委會。設區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會基本上也都在1980年內建立起來。全國范圍的縣級直接選舉工作在1980年下半年全面展開,到1981年底,全國2015個縣、旗,76個自治縣、自治旗,121個不設區的市,508個市轄區,共2756個縣級行政單位,先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建立縣級人大常委會。我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組織建設、制度建設和工作開展進入嶄新階段。

 

摸索前行:地方人大常委會如何開展工作?

萬事開頭難。第七屆、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曾回憶說,當時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是一件新的事物,大家都很生疏,面臨著如何開展工作的問題。

1979年127日至13日,北京市七屆人大三次會議召開,選舉產生了第一任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作為當時北京市組織部副處長,李源富參與這次會議的籌備。后來,他調到市人大常委會工作,擔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代表聯絡室副主任。

1979年1224日,北京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李源富回憶說,當時,這個會到底怎么開法,主任們也不清楚。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賈庭三決定一切程序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方式辦。李源富專門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秘書局要來一套會議工作程序文件。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原主任顧昂然回憶,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的同志專門來到北京,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請教。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決定,請地方來列席會議,召開座談會。198048日,省級人大常委會負責人第一次列席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

地方人大常委會是新生事物,如何開展工作需要研究。地方人大常委會工作就這樣在探索中前行。

 

“人大常委會是權力機關,也是工作機關”

當時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來自政府各個部門,老同志比較多,有人議論說人大是個“養老院”。這個問題引起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同志的重視。他說,人大常委會是權力機關,也是工作機關,不是“養老院”,不是“清談清談”“建議建議”,而要依法行使權力,進行工作。

1980年418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負責人第一次座談會上,彭真同志作了《關于地方人大常委會的工作》的重要講話。他第一次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主要職權概括為4個方面:立法權、重大事項決定權、人事任免權、監督權,對指導地方人大開展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1980年814日,彭真在座談會上說,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在人大閉會期間,人民通過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管理國家,9億人民把國家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上一級人大常委會與下一級人大常委會要加強聯系,但是,它們之間沒有領導關系。

中央高度重視地方人大常委會建設。1980年后,中央專門發了幾個文件,轉發了彭真的幾次講話。中央文件規定,“縣以上地方各級黨委要把加強對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領導,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定期研究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凡是按照法律規定應當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事項,都要提交人大常委會討論。黨委研究人大常委會工作時,可以通知人大常委會負責實際工作的黨員領導干部列席會議。”

后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又根據形勢的發展幾次修改了地方組織法,制定了代表法、立法法、監督法。這些法律對地方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職權作了具體規定,為它們發揮作用提供了進一步保障。

40年來,地方人大常委會依據憲法和法律規定,結合本地實際,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工作制度。比如,一些省級人大制定了關于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關于行使監督權的規定、關于行使人事任免權的規定、常委會議事規則、常委會主任議事規則等。

1979年1129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包括《關于加強集市貿易管理的布告》等3個地方性法規。這是我國最早的地方性法規。

40年前,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設立和賦予地方人大立法權,對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成為中國政治文明進程最生動的片斷、最美麗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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